周励关于二战的一系列游记体二战纪念散文，我认为，是迄今为止，华人二战纪念散文中最优秀的系列散文。

华人的二战纪念散文，迄今为止，少有脱离“抗日”纪念观，这个纪念观基本上的思路是：日军侵华是因为中国落后（挨打），把“落后是挨打的原因”这个判断作为隐性前提接受了下来，进而把“强盛起来打回去”也作为一个隐性结论暗暗地植入了纪念逻辑，可是，真的“我落后你就能打我”吗？；日军侵华除了犯下掠夺殖民的罪还更严重地犯下了烧杀强奸的罪，杀人数量大因而罪大恶极，把杀人数量大当成量罪的依据，把重点放在了杀人数量上，仿佛杀人数量少就不罪大恶极了，这种纪念的结果是，把这样一种隐性观念植入了纪念的逻辑：“日军的这种行为是永远不能原谅的，未来中日必有一战，将是中国强大起来之后的复仇之战，复仇之战，也必然是烧杀抢掠，对等进行的”，其实，杀平民的罪是反人类罪，杀一个也是反人类的，这是一种定性罪。我曾经呼吁过“反对宣仇式纪念”、“改抗日纪念为二战纪念”等观点，可惜，汉语思想界应和者很少，我得到的是数百万网名的谩骂，甚至有人要求以汉奸罪审判我，剥夺我教职，等等。

在这个背景上，我看到周励的游记体二战纪念散文，她由美国历史上的三次本土灾难，而展开对二战的反思，用游记贯穿，这是很有意味的。二战是什么？是人类共同灾难，无论对于战胜国还是战败国，都是灾难。战败国发起战争固然有罪，但是，他们是作为和我们一样的人，犯了罪，惩罚是必要的，但是，拯救也是必要的。

她以一个女性的情怀、直觉去写，用有血有肉的感触去写，反而写出了常人看不见的东西。游记中的亮点是，她对贝里琉岛尼米兹将军碑的挖掘，这是一块被世人遗忘的石碑，一个二战胜利者赞美惨败者，一个将军赞美败军对手的石碑，石碑上这样写道：

“从世界各地来这里重温如烟往事的人们，应当被告知：日本官兵在这场战役中是多么勇猛、爱国、顽拼死守贝里硫岛，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。”

周励几乎不用议论，她只用她最擅长和最钟爱的描述，但是描述的力量在她那里永远能超越抒情和议论。由此，我想到，我们的抗日剧，在我们的抗日剧里，大多是是尽量丑化日本官兵的，仿佛不丑化，就不能显示我们抗日的争议性和英雄的伟大性，其实，这是不必要的，日本作为战争的发动者，其战争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耻辱，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事实，但是，这不妨碍的具体的战争过程中，我们对他们的官兵，其人格及人生故事的中性描述，比如上面的尼米兹将军，他是最有权力彻底筹划日军的人，在跳岛战役中，他的将士死伤最惨重，有些局部战役，双方死伤几乎是对等的，也因为跳岛战役的惨痛代价，才让美国对进攻日本本岛产生了畏惧，最后动用了核武器。我们无意为日本张目，也无意美化二战日军形象，我们仅仅想说的是，日军将官很多其实也是二战的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，作为事后的纪念，我们带着永久和平的信念、带着为罪孽祷告和赦免的情怀，带着和解的期盼，这依然是可行的。

毋庸讳言，亚洲的近现代化，是从日本开放国门开始的，他们率先在亚洲觉醒，发出了向欧美学习的呼声，之后在各个方面去中国化而彻底地欧美化，这个过程中他们”脱亚入欧”策略的极端性在于，严重地低估了亚洲文化内部自身近现代因素，等到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近代化转型，这种成功又强化了他们这种对亚洲的蔑视——他们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成了亚洲第一个醒来的先进国，进而把自己看做是可以唤起亚洲觉醒的救星，这种意识最膨胀的结果是他们觉得他们有权利用武力强制亚洲“醒来”，这种亚洲救星意识，让他们从自私自利滑向不自量力，进而在“解放亚洲”、“亚洲共荣”等幌子下开始了全面地亚洲侵略。日本人的亚洲意识是很诡谲的，它来自对老大帝国“中国”的由钦慕而转向的厌弃，它来自对欧美的又羡艳而产生的嫉恨，它有成为亚洲领袖的野心，但是，更多地沾着在亚洲建立日本霸权的毒汁，由此，我们看它主动进攻美国这一举动，就觉得不是很难理解了（这是世界史上第一次亚洲跟欧美的主动对决，尽管它发生在错误和罪孽的路线上）。如果从八国联军入侵、甲午海战开始算起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是受日本荼毒的，纪念二战，我们不仅仅要纪念1930年代、1940年代的那场8年战争，还要由此上溯到之前的数次中日战争，我们都不能忘记，但是，反过来，如果我们能认清日本当初的罪行，也就一定不能用他们的那种思路去指导我们的未来。

当我们对敌手有敬畏，当我们胜利而不侮辱敌人的人格，当我们对罪人伸出友谊的人，亚洲最终就能成为亚洲人的亚洲，就会有希望在世界之林与其他各大洲平起平坐！